在韩出国打工的日子
再去一趟苏州看望儿子后，崔先生就将从上海飞往韩国。
这种每年回延边生活两个月、大部分时间在韩国谋生的日子，崔先生已经维持了6年。
崔先生是吉林延边州人，6年前，在姐姐的邀请下，他去韩国试验性生活了4个月。回国后，他果断办理了铁路系统的内退手续——那时他虚岁才44——决定步姐姐的后尘，“闯韩国”。他是兄弟姊妹5人中，最后一个到韩国的。他的妻子则早已先他去韩出国打工了。
1991年联合国（微博）开发计划署推动的图们江地区开发与国际合作，虽然并未如期繁荣图们江地区，却促成了大量延边朝鲜族人赴韩出国打工。
据延边州商务局曾经分管出国劳务的金永春副局长介绍，在韩出国劳务的延边人有十几万人。“现在延边的朝鲜族女孩子基本上都出去了，在延吉的餐馆基本上看不到朝鲜族姑娘。”
中国朝鲜族赴韩出国劳务潮最初从黑龙江牡丹江、佳木斯等地兴起——这些地方朝鲜族大多从韩国迁移而来，传统上有着紧密的亲缘关系网。1992年，中韩建交后，这些地方的朝鲜族年轻人迅速涌入劳动力紧缺的韩国。随后，大规模赴韩出国打工潮扩展至延边州的朝鲜族。因为，延边州的朝鲜族大多是自北朝鲜迁移而来，不如黑龙江的朝鲜族与韩国联系紧密。
崔先生说，现在去韩国的探亲、出国劳务签证，非常容易办理，委托旅行社办理也只要800块钱。但早年，签证费用却需要七八万元，很多延边人曾在办赴韩签证中被骗过。韩国的对华签证政策也曾经历过几次反复。卢武铉当选韩国总统之初，曾严管非法在韩滞留中国人，对无签证或签证过期者，予以抓捕。
“那时候，很多在朝鲜的中国人都躲在屋里不敢出门。”崔先生说，“一出门看到警察就跑。”警察甚至会用网枪对付逃跑者。但这种涉嫌歧视的做法，遭到中国政府抗议。卢武铉政府被迫改变做法：要求所有无签证或签证过期者回中国办理签证后再来韩国，且承诺一律给予签证。这一做法得到很好执行——如果不给签证，韩国的小企业估计很多都得停工破产。
李明博总统上台后，一度改变这一政策，但最后还是回到卢武铉政策。崔先生担心，明年韩国的签证政策可能又会有改变，“又要大选了嘛。”
从延边去韩国的交通也非常方便。第一次去韩国，崔先生选择了从延吉直飞首尔，之后也从长春、哈尔滨飞过去过。这两年延吉飞首尔的机票
大幅涨至3000多元。不过，大连至仁川的船票只需800元左右。
崔先生在韩国的第一份工作，是在离首尔一个小时车程的杨平的一家加油站上班。一个月八九千人民币，每天还晨练。崔先生觉得这份工作还不错，“我在国内生活得也不错，不想干太辛苦的活。”后来，崔先生干脆自己开起了麻将馆。
其他由中国前往韩国的出国打工族，男的大多从事建筑行业，女孩子大多去餐馆、超市、旅行社，也有去酒吧上班的。“一般一个月都在八九千、一万多。”例外的是建筑业，因为去的人太多，工资水准反而下降。
“在韩国生活，非常方便。”崔先生说，不仅语言相通，也可以在中国城买到、吃到任何国内的东西，晚上在大街上看到的喝得踉踉跄跄的基本都是中国人，甚至，能在韩国遇到很多熟人，休假时通个电话约聚会是常有的事。
随着朝鲜族赴韩的越来越多，也有越来越多的延边的汉族，追随朝鲜族前往韩国。延边的朝鲜族赴韩也呈低龄化态势，很多朝鲜族孩子高中一毕业就去了韩国，或者花点钱上大学，或者直接工作。崔先生的两个外甥女，都是在韩国上大学、工作，一个外甥女做了牙医，另一个进了韩国国民银行。
被赴韩出国打工族改变的延吉
朝鲜族这种在延边与韩国间的频繁往来，正在潜移默化的改变着延吉这座城市。
庞大的赴韩出国打工者把钱寄回老家，直接促成了延边人均外币保有金额全国第一。延边州商务局金永春副局长介绍，顶峰时期的2006年，不算回国时随身携带的资金，在韩出国打工者通过银行汇回来的资金就达10亿美元。这相当于当年延边州财政收入的2.5倍！
赴韩出国打工者寄回来的巨额资金，也推动延边消费的繁荣。“一有朋友聚会，吃饭、唱K、醒酒（再去小饭馆喝酒）、足浴，都是一条龙的。”延吉的朴女士说，“延边现在的消费发达得不得了。”
这种消费的发达，最典型的表现莫过于延吉租车业的发达。“从韩国回来待两个月的人，都喜欢租个车。”崔先生说，“很多中国人都觉得钱花完了可以再到韩国去挣”。不过，据他观察，基本上到韩国短期待得人挣钱比较多，长期待的反而没多少钱。“时间一长，没有储蓄的动力了”。
这种出国打工经济的繁荣，催生的另一颇前卫的现象是，延边下辖的蛟河、安图、龙井的朝鲜族纷纷在延边州首府延吉买房，甚至出现住在延吉、开车到龙井上班的现象。
赴韩出国打工者在韩国的工作生活经历，也影响着他们对国内事务的看法。
崔先生印象最为深刻的是韩国公平的出国劳务法律。在韩国，工人到劳动局投诉后，劳动局会先致电企业解决，两次敦促无果后，劳动监察员会带着证章前往企业。“这对企业是很严厉的政策，因为一旦劳动监察员登门过，有可能这家企业就很难再赢得合作伙伴的业务”。如果企业在劳动监察员登门后还不支付工人工资，劳动部门会电召企业主管到劳动局。“根据法律，企业必须去。”然后直接通知银行，从该企业的银行账户划钱至劳动局的账户，企业主必须签字。然后由劳动局支付拖欠工人的工资。
崔先生同样对韩国地铁、机场的干净、人性化的服务印象深刻，而厌恶国内地铁、机场的杂乱无章。在他看来，北京首都机场第三航站楼虽然比仁川机场航站楼建得晚，却不如前者舒适、人性化。
崔先生回来后，也很不喜欢延吉的这套生活方式：凡有生日、结婚生子这类的喜事，送礼不断、吃吃喝喝。“韩国就不这样，参加婚礼时，接待人员会先问清楚是否吃饭，如果吃就奉上自助餐券。”崔先生说，“一点都不浪费，不像延吉这边的婚礼，桌子上三分之一的东西都浪费掉了”。
现在支撑崔先生每年回国的理由，一是母亲需要照料，二是儿子还在国内工作。崔先生兄弟姊妹5人都在韩国，他是母亲最小的儿子。“如果不是上边还有80岁的母亲，我可能也不会每年都回来了。”崔先生说。
